听见涛声里的上海

杭嘉湖平原是典型的冲积平原，不间断的海侵使这片地域成陆的时间很难确认。专家认为，最晚成陆的时间应该在距今8000年以前——佐证这个时间点的，是嘉兴马家浜文化遗址的挖掘出土。这个稻作农业的文化遗存距今7200年，遗址内出土有稻谷谷粒。

上海松江九峰十二山及其连线上成陆的时间应该和杭嘉湖平原是一致的，之后形成的冈身线，是上海成陆的有形标记，时间在6500年前。

这条岸线弯弯曲曲，构成了太平洋西岸的一段，冈身线南段也是那时杭嘉湖平原的岸线。这条岸线从今天嘉定区的外冈镇到金山区的沙积村，这两点之间的距离约为80公里。松江和青浦的中心地带，距离冈身线近处只有几公里。史料记载，在冈身线存在的3000年里，它前面淤泥堆积的速度是缓慢的。上海地域的扩展成形，是千百年间在自然合力中慢慢形成的。

冈身线的形态是滩涂。古人没有能力筑坝挡水，潮汐中，滩涂被海水反复覆盖，风暴大潮里土地大面积被淹没是一种常态。但是，沿岸的土地却没有因此盐碱化，没有失去种植的功能。在完全自然的状态下，这是罕见的。其原因是，松江、青浦成陆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的河流河口，杭嘉湖平原和太湖流域西高东低的地貌特征，让这两个地域大量的淡水，不分旱季雨季，持续不断地流经松江、青浦的土地向东海倾泻，阻止了东海海水的倒灌，稀释了沿岸边海水中的盐分。

马家浜与松江、青浦之间只有几十公里距离。松江、青浦这一带，最早的先民应该来自杭嘉湖平原，或者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文化圈。可以想象，他们是带着水稻的种子，循着泥土的芳香来到这里的——九峰十二山连线上的松江、青浦，是长江上游带来的淤泥沉积起来的土地，最适合种植水稻。之后形成的上海崧泽文化和上海广富林文化，两处文化遗址最早形成的时间在6000年前，也是稻作农业的遗存，与马家浜文化相似。而松江，作为上海之根、文化之源，从文化的传承发展的状态看，6000年来没有中断过。这也反证了这片地域稻米的产出是持续不断的。

古代松江、青浦由于地域面积不大，又靠近海边，经济和军事的地位并不高。吴越战争期间，战火烧到了昆山，近处的青浦安然无恙。

松江则一直是苏州的辖地。到元朝至元十四年，华亭县(松江县前身)升格为华亭府，一年后改名为松江府。这一时期，上海的地域范围已经成形，经济空前繁荣。

史料记载，明弘治年间，松江和青浦两地，稻谷的年总产量达到了430万石。这片土地和土地上产出的稻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上海人，产出的粮食又经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了遥远的北方。

黄歇封地的时间是公元前248年。这个时间点之前，黄浦江已经形成。

黄浦江是被“逼”出来的:在奉贤—南汇(新场镇)—川沙(川沙镇)这一线逐渐成陆后，原来太湖流域自然下泄进入东海的流水被挡住了去路。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这股流水左冲右突绕了几个弯，汇入蕰藻浜后沿蕰藻浜的出口进入长江。

这一刻，黄浦江左岸地区，再也不受东海咸潮的影响，土地变得更加适宜种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富庶之地。而全新的海岸线在很远的东海边形成之后，成陆的土地以滩涂的形式存在了一千多年。人们发现，这些滩涂是制盐的好地方，如此，就能将地域环境中的劣势变成优势。

中国传统的制盐工艺有日晒法和煎熬法两种。日晒法也叫滩晒法，是利用滩涂开设盐田，把海水引进盐田，经过日晒、蒸发、结晶，就成了盐。这个方法受天气影响很大，尤其上海的冬天，低温和阴雨天占比很高，影响盐的产量。因此，此地广泛使用的是煎熬法，就是用大铁锅煎熬。

煎熬法“极为耗费柴薪”，巧合的是，滩涂上有一望无际的芦苇，正好用来煎熬制盐。芦苇枯萎的时节在冬季，这是农闲时节，远至盐城如皋扬州、近到宝山崇明的农民，都来这片滩涂上割芦苇，以获取农闲里的收入。据说，一个农民一个冬天在川沙、南汇这里收割芦苇的收入，可以买十石稻谷。

东海的海水是取之不尽的，从某种角度来说，盐的产量，就是芦苇的存量。

宋乾道至淳熙年间，华亭地区的产盐量相当于960吨；到明正统元年(1436年)之后，上海这一地域的盐产量达到了8450吨。学者在《川沙建制以来盐业发展述略》中写道:“川沙滨海之地，遍地赤卤，素饶熬波之利，是著名的产盐区。宋元以降设有盐场，置盐官，编灶民，制盐业一度成为川沙先民主业，在早期的地方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部浦东史，半部制盐史”，制盐是上海最早的制造业。而这背后的奇妙之处是，芦苇是淡水植物，一般来说，高盐分的海水不适合芦苇生长，但在上海，东海边川沙南汇近千平方公里的浅滩上，蓬勃生长着一片片芦苇。

清嘉庆年间，“淡水日渐南移”——长江上游来水，经川沙河道进入川沙、南汇，稀释了浅滩上海水的含盐量，川沙、南汇的制盐业结束了。

对此，科学的解释是，第四纪冰川进入结束期后，华夏大地上气温不断升高，青藏高原上的冰雪融化，长江上游来水增加。太平洋环流的势能减弱了，让长江下泄的淡水滞留在了东海边，稀释了海水中盐的成分。

通常来说，土地盐碱化的治理是一个以几十年为周期的过程。最典型的是距离上海很近的启东市，成陆的时间和川沙、南汇接近，为降解土壤中的盐分，引长江水进入土地上的河道，几十年过后，启东的土地上依然不能种植水稻。

川沙、南汇一带的盐碱化浅滩上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长江和黄浦江的流水从河道引入其中，土地上的盐分迅速降解，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基本还原了土地的种植功能。

史料记载，清嘉庆十五年，川沙“五方杂居，姓氏繁多，人口密集”。此后，川沙人口一直保持在十万人左右，证明川沙人口没有因为制盐业结束而大规模减少。

今天，浦东大堤上入海的几处河口都建有水闸，阻挡咸潮的进入。放眼看，在上海浦东以外的地区，盐碱化的土地上极少有高产农业，也很少有现代化的工业建筑，因为盐化既是金属的腐蚀剂，又是建筑物表面的吸潮剂。

新世纪前后，川沙、南汇并入浦东的行政区划里。川沙、南汇去盐碱化后清洁、富饶的土地，极大地助力了浦东的大开发与大发展。

在大洋边的冲积平原上，土地没有盐碱化的地方，全世界可能只有上海，只有上海的浦东。

——上海是幸运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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